狐女形象的现实来源
李剑国在《中国狐文化》中指出:在中国,狐崇拜可追溯到上古。夏民族歌咏先祖的古歌云:禹三十未娶,行到涂山,恐时之暮,失其制度。乃辞云:“吾娶也,必有应矣。”乃有白狐九尾造于禹,禹曰:“白者,吾之服也,其九尾者,王者之证也。涂山之歌曰:‘绥绥白狐,……成家成室,我造彼昌。’“禹因娶涂山,谓之女娇”“绥绥白狐”的出现,被认为是子孙繁息、家族和邦国繁荣昌盛的象征。
狐作为祥瑞之物所蕴含的文化内涵,诸如坚贞、守礼、灵慧，等美德,在许多典籍中有所体现。《说文解字》将之归纳为三德:“其色中和,小前大后,死则丘首”即言狐狸尤其是九尾白狐颜色中和(白色为中间色,质朴安详)、头小尾蓬多子、死则面故乡等特征,符合儒家崇尚中和美、孝、仁义不忘本等道德标准。
狐的性征中利于国家、利于族类的一面被认可期,狐崇拜、狐信仰和狐妖作祟观念交互并行。妖兽之狐的正式确立当在魏晋。《名山记》曰:“狐者,先古之淫妇也,其名阿紫,化而为狐,故其怪多称阿紫”《太平广记》中也有“野狐名为阿紫”的旧说。此为阿紫传说,淫妇阿紫化为狐,便把淫性带给狐,狐便成了淫兽。狐既为淫妇所化,那么自然是雌狐更具淫性,因而它在化为人形后又还原为淫妇。狐乃兽中至淫之物,于是人们便把狐与女性联系起来,这样便有了淫狐变淫妇惑人害人的观念和淫狐禁忌观念,这在一定意义上体现了对狐的品性的否定。
任氏是中唐传奇作家沈既济《任氏传》中的女主角。任氏这一女狐妖,是对阿紫型狐妖的反拨,任氏被强调的是人性、人情,是人的义和节的结合。《任氏传》描写了狐精幻化的美女任氏同贫士郑六相爱,郑六妻族的富家公子韦崟知此事后,白日登门,强施暴力,任氏坚拒不从,并责以大义,表现了对爱情的忠贞。后郑六携任氏赴外地就职,任氏在途中为猎犬所害。小说生动地表现了任氏多情、开朗、机敏、刚烈的个性特征,与六朝那些简单粗陋的狐女故事相比,任氏身上的神秘性减少而人情味增加,洋溢着对人身价值的肯定,这是狐女形象的一次质的飞跃。
随着时代社会风尚和人们心理结构的变化,狐精不仅有了人的形体之美,亦有了情感、意志和欲望,着重表现了人的生活。唐代人肯定了狐女从人形体到精神的美。
着社会的发展,狐文化在不断地演进。在明、清时期,狐文化已经相当丰富了。就文学而言,狐故事在明清时期所表现的内涵更加丰富,继承了唐代已具备的天狐、狐妻、狐妖等多种题材,向完型期故事发展,多具小说规模。狐形象的演变为蒲松龄的创作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契机。
到清代,蒲松龄抛开“狐妖”、“狐媚人”观念,继承任氏原型,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创造性发展,塑造了一大批性格各异、五彩缤纷的狐女形象,她们是人性美和人情美的象征,是被蒲氏高度审美化和理想化的结晶。伟大的时代造就伟大的作者，伟大的作者造就伟大的文章，作家的创作因素与时代背景紧密结合，当二者合二为一时，创造出的作品必然不可多得。
艺术来源于生活,又高于生活,但归根结底是生活的反映。同样,蒲松龄书中所幻想的这些女性也是现实生活女性的反映,她们的蓝本到底是谁呢？
在中国唐代,有一种特别值得我们关注的文学现象,那就是把妓女当成仙女来描写,甚至直接用仙女来指代妓女。陈寅恪先生在阐述《莺莺传》别名《会真记》的含义时指出:其实“会真”这个名词,亦当时习用之语。……庄子称关老聃为博大真人,后来因有真诰真经诸名。所以真字即与仙字同义,而“会真”即遇仙或游仙的意思。又六朝人已侈谈仙女杜兰香萼绿华之世缘,流传至于唐代,仙(女性)之一名,遂多用作妖艳妇人或风流放诞之女道士之代称,亦竟有以之目娼伎者。它的例子就不一一列举了。
从陈先生的分析中,可看出唐代诗歌中妓女被称作仙女是很正常的事。这种情况在唐传奇中也很普遍。首推张文成的《游仙窟》,它本是文人纵酒狎妓生活的再现,而却写成与神女邂逅的故事。唐代的这种文学现象,固然与唐代有进士携妓宴游的制度有很大关系,但它也必定会对后代的文学作品产生一定影响。蔡元培在《详注〈阅微草堂笔记〉序》中就说:“《聊斋志异》仿唐代短篇小说刻意求工。”可见,唐传奇写作对蒲松龄的影响之大,他也就很可能模仿唐传奇,把现实生活中的妓女当成仙女来描写。
在《聊斋志异》中,读者找不到仙女,却能发现狐女。其实狐女就是仙女,她们都拥有人类无法企及的法力,正是凭借这些法力,才能够与男子自由相识。也有把狐当成神来祭祀的风俗。由此可推知,《聊斋志异》里的狐女很有可能来源于现实世界中的市井女子。例如，妓女。
首先,狐女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她们与男子交往的自由性,她们完全没有闺阁少女的羞怯,不受礼教支配,可以自主地与男子交往。这样的交往方式在封建社会的中国一般发生在妓女身上,尽管她们当中有些卖艺不卖身,但为了生活,还是不可能像闺阁少女那样大门不出、二门不迈。她们必须通过取悦男子来获得生存。所以,无论是何种女性,只要进入青楼,就要甩掉某些清规戒律去迎合男子。
其次,读者可以看到《聊斋志异》里的狐女不仅从精神上鼓励男子,有的还从物质上面帮助他们,使他们免受饥饿之苦。《红玉》中的书生相如正是得到了狐女红玉的帮助,而一跃成为殷实之家,“生忧贫乏不能自给。女曰:‘但请下帷读,勿问盈歉,当不殍饿死。’遂出金治织具;雇佣耕作……约半年,人烟腾茂,类素封家”。这一点与青楼女子也相似,虽然她们以负心薄幸而闻名,但她们当中也有很多重情重义之人,在男子处于困境时,以她们宽大的胸怀和侠义的精神对男子施以援手。
最后,无论是《聊斋志异》里的狐女,还是清代文言小说中的妓女,她们都被认为会对男子造成一定危害。《莲香》中的桑生因夜夜与李氏处在一起,而神气惫损。《红玉》中的生更是因与狐女红玉在一起,而被翁骂不思上进。青楼女子同样也存在着这种危害,在封建社会的中国,她们首先不是作为人而是作为商品出现在世人眼里。鸨母养育她们也是想赚取更多的钱财,男子若陷入青楼,家产散尽乃是很正常的情况,至于事业更无从谈起。《续板桥杂记》里就记有妓女许寿子与张生的故事。张生因留恋许,而不愿自立,以至许不得不对他说:“君留恋烟花,罔思自立,浪游数载,如梦如泡,今年已三旬,一误岂容再误?”陈寅恪先生在《柳如是别传》里也谈到了这种看法,只不过他认为这些狐女是作者根据明末清初秦淮河畔女子而写成。由此可得知,狐女的现实来源就是市井女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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