正如盲人歌手周云蓬所说，我们缺少的不是信仰，而是底线，底线比信仰更重要。
我们谈论信仰，是因为相信中国还有信仰可谈。
一旦问题提出，我们就需要解决方案。远离现代文明、九年如一日风餐露宿在克孜尔石窟临摹壁画的壁画家王征，认为传统艺术能融入现代社会，开花结果，为世人提供精神力量。
没有像王征和20万上海市民一样的沉默者彰显的人性关怀，生命会因为失去信仰内涵而无所适从。荒原之所以是荒原，就是因为有力量者从那个时空关系中退场。
许倬云教授对信仰的空洞心存忧虑：“如今的中国，不但政治化，经济的发展也出现了商品化，所以就出现信仰真空的问题。”
而与西方或我们的邻国相比，我们的信仰失落就显得格外怵目。哲学家陈嘉映说，变总是要变的，但变的比较缓慢其实更积极更有准备；变的太剧烈，就更有危害，更让人没有把握。中国可能是后一种。
于是，当“宁愿坐在宝马里哭也不愿坐在自行车后笑”的宣言大行其道，作为一个极端范例，王征的纯粹与理想化让人深思：这个社会除了物质标杆，是否还有其他东西导航？
幸好我们还有这些沉默者与他们的温暖故事——
无 论救助一个得病的孩子，还是地震时的举国救援，社会中的美好、善良的感情和正义的行为还是到处可见。就如同我们不能忘怀舟曲泥石流、上海大火后那焦楼下满 街彰显的人性关怀鲜花，它们是这抹灰色中的一点红，它们提醒我们在这个时代还有人在关注终极价值，重视大时代下个体的微小生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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