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美狐

作者在《聊斋志异》中给我们展现的是一大批美如仙人的狐女。他笔下的狐女大多是风华绝代的美狐女，蒲松龄塑造的狐形象都具有人间少有的艳丽的容貌。蒲松龄善于从各个方面挖掘狐女们的人性美,把人间和仙间女性的全部风采和美德都集中到她们身上,使她们集真、善、美于一身，闪耀人性美的光辉。

《婴宁》是狐女中最具光彩的一个美好形象。何守奇评婴宁说:“婴宁憨态,一片天真。”说得极是,她的天真纯洁是真性情的表现。婴宁“容华绝代”,生性爱笑、爱花。她初见王生是上元郊游时,她“拈梅花一枝”,笑说“个儿郎目灼灼似贼!”“遗花地上,笑语自去。”王生寻到她家,她正“执杏花一朵,俯首自簪;举头见生,遂不复簪,含笑拈花而入。”母命与王生在堂相见,她“忍笑而立”,婢向她小语云:“目灼灼贼腔未改!”她又大笑,顾婢说:“视碧桃开未?”至门外,“笑声始纵。”婴宁的真性情就在这笑声中荡漾,花中绽放。这天真无邪的笑声,这色泽鲜艳的百花衬托出婴宁的美丽、纯真,这是青春昂扬的生命力,这是一种自由的象征。 Continue reading »《聊斋志异》中狐女群像探析之四

情狐

《聊斋志异》中塑造了大批情狐形象。蒲松龄笔下的狐女大都有追求爱情的良好愿望。这种精神可以说是人类的正当情欲,是美好的情感,具有爱情的真诚性和执着性。在聊斋的园地里,这些狐女不管是大家闺秀,还是小家碧玉,都有一颗热爱生活,追求爱情的诚挚的心。在爱情上,她们往往表现出主动性、坚贞性。

《红玉》中红玉与冯生初次相会,“自墙上相窥”,“近之,微笑”,表现出她对爱情的向往和主动,“招以手,不来亦不去”,似乎显得有些羞涩,最终是“梯而过,遂共寝处” 与相如初次相会时“来窥”、“微笑”,神态落落大方,表现了红玉对爱情的向往。从“不来亦不去”到“梯而过”,传神地表现了她从脉脉含情、犹豫不羞到决定相就于相如的心理发展过程。红玉向往人间的幸福生活,主动找穷书生,与定永好。红玉的爱情还带有侠气。她后来救冯生于牢狱,并为冯生抚孤重振家业,实为冯家功臣,而她自己也实现初愿,与冯生永结欢好。红玉可谓有情有义之狐女。王渔洋把红玉比作是《赵氏孤儿》中的程婴、公孙杵臼,誉为“巾帼英雄”。 Continue reading »《聊斋志异》中狐女群像探析之三

狐女群像

《聊斋志异》中，作者蒲松龄继承了民间传说和前代志怪小说的优秀传统，加之以作者个人的独特感受，创造出许多可歌可泣的狐女形象，她们或娇或痴或聪慧或果感或柔顺，作者赋予她们种种美好的品格，使她们成为了文学长廊中一组独特丰满的体系。

蒲松龄写狐女,是用写人的方法来写她们,她们都具有风华绝代的美貌,具有与人一样的人性美和人情美,总之她们一切都像人。但作者又没有忘记表现她们其实是狐。尽管她们可以做出比人更可感、更可贵的事来,但她们还是狐。因此,他笔下的众多由狐幻化的少女,都像人间的女子而又微微有狐意。

正如鲁迅在《中国小说史略》中所说:“《聊斋志异》独于详尽之外,示以平常,使花妖狐魅,多具人情,和易可亲,忘为异类,而又偶见鹘突,知复非人。” Continue reading »《聊斋志异》中狐女群像探析之二

狐女形象的现实来源

李剑国在《中国狐文化》中指出:在中国,狐崇拜可追溯到上古。夏民族歌咏先祖的古歌云:禹三十未娶,行到涂山,恐时之暮,失其制度。乃辞云:“吾娶也,必有应矣。”乃有白狐九尾造于禹,禹曰:“白者,吾之服也,其九尾者,王者之证也。涂山之歌曰:‘绥绥白狐,……成家成室,我造彼昌。’“禹因娶涂山,谓之女娇”“绥绥白狐”的出现,被认为是子孙繁息、家族和邦国繁荣昌盛的象征。

狐作为祥瑞之物所蕴含的文化内涵,诸如坚贞、守礼、灵慧，等美德,在许多典籍中有所体现。《说文解字》将之归纳为三德:“其色中和,小前大后,死则丘首”即言狐狸尤其是九尾白狐颜色中和(白色为中间色,质朴安详)、头小尾蓬多子、死则面故乡等特征,符合儒家崇尚中和美、孝、仁义不忘本等道德标准。

狐的性征中利于国家、利于族类的一面被认可期,狐崇拜、狐信仰和狐妖作祟观念交互并行。妖兽之狐的正式确立当在魏晋。《名山记》曰:“狐者,先古之淫妇也,其名阿紫,化而为狐,故其怪多称阿紫”《太平广记》中也有“野狐名为阿紫”的旧说。此为阿紫传说,淫妇阿紫化为狐,便把淫性带给狐,狐便成了淫兽。狐既为淫妇所化,那么自然是雌狐更具淫性,因而它在化为人形后又还原为淫妇。狐乃兽中至淫之物,于是人们便把狐与女性联系起来,这样便有了淫狐变淫妇惑人害人的观念和淫狐禁忌观念,这在一定意义上体现了对狐的品性的否定。 Continue reading »《聊斋志异》中狐女群像探析之一